人民政协报 2007.11.8 记者:杜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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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王执礼到英国留学时,已是不惑之年。在走过的40年人生道路上,他用辛勤和努力,已经在国内糖尿病研究领域赢取了属于自己的声望。1974年就开始做医学临床工作的王执礼,在储备了丰富的经验后,1984年又开始了他在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学习。这期间,他把胎儿胰岛细胞移植对胰岛A细胞B细胞功能影响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当时,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胎儿胰岛细胞移植在我国还是起步阶段,移植的胎儿胰岛细胞对胰岛α细胞β细胞功能的影响根本没有成功经验可以遵循。但王执礼不仅成功做出了论文,而且后来还被天津市卫生局以答辩的方式,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这是当时我国最年轻并具有临床医学高级技术职称的内分泌科主任。
  王执礼是受世界著名内分泌专家、糖尿病专家布卢姆教授邀请赴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学习和工作的,布卢姆教授曾先后担任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高级学位委员会主席、国家生物标准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医学会副主席、英国内分泌学会主席。他之所以向王执礼发出邀请,是因为在1988年的“亚太地区糖尿病国际学术会议”上,王执礼发表的3篇论文,展现了他对糖尿病学深刻的认识和严谨的论证手段,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素质给这位国际糖尿病权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挑战和机会
  虽然有国内的研究和成绩做基础,来到英国的王执礼面对的困难依然非常多。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他发现,英国皇家学院很先进,搞科研都是用计算机,而自己的计算机水平很差,很多设备根本没有见过!
  勤能补拙。王执礼对此深信不疑,他选择了离实验室最近的宿舍,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以尽快熟悉实验设备。
  讲到王执礼的勤奋,熟悉他的人爱提到这样一个小故事。为了验证自己听到的王执礼的勤奋,布卢姆耍了个“小把戏”:深夜12点,布卢姆给实验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王执礼;凌晨1点钟,他给实验室打电话,接电话的还是王执礼;到3点钟,王执礼还在实验室里。一向严肃的布卢姆教授被王执礼的勤奋打动了,他决定把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交给他独立完成。
  这个重要科研课题,就是研究一种监测胰岛细胞分泌功能的旁灌注系统。“这个实验要把胰岛细胞从体内放在体外,在体外一定要按体内的理化环境,进行体外实验。这是个难度非常高的课题。”
  在王执礼之前,已经有两拨人做这个工作,却无功而返。“日本的专家干了两三年,觉得太复杂、太困难了,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回国了。英国小组的组长是一个犹太人,非常聪明,但干了一年,也是觉得太复杂、时间太长,也没有成功。”“当时很多人劝我。认为我也不可能做成功,只是给一个机会,熟练一下这个设备。但给我了一个机会,我就试试看。”
  王执礼接受了这个挑战,他也为自己抓住了这个机会。
  那些日子里,王执礼连做梦想的都是实验室的事。
  他把当时美国最经典的胰岛细胞培养液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发明了新的胰岛体外旁灌注装置,在他的实验里,胰岛细胞体外存活时间达到了六个小时。而在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报告,称能够证明的胰岛细胞体外实验最多存活二到三小时。
  王执礼成功了,他完成了这项被同行认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来到他的实验室,称赞他的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胰岛细胞旁灌注系统之一。之后,他用这个方法获得了五项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其中他发现和证明多种内源性内分泌调节肽对胰岛细胞有调控作用,对糖尿病的基因疗法,对糖尿病研究和开发糖尿病新药具有重大价值。
  再坚持一下的努力
  对于成功人士,人们总爱提一个问题:您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王执礼的回答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有他自己的思想基础,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到最好。
  1950年,王执礼出生于天津一个高级科技工作者家庭。也许是家庭的熏陶,他自幼就爱动脑筋,凡事总爱问个“为什么”。崇拜牛顿、爱因斯坦的他,立志要做一个卓越的科学家。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18岁的王执礼放下书本,来到河北青县农村。命运似乎要把他引向另一番人生风景。
  对于城里长大的孩子,农村生活有很多的不适应。但特别好强的王执礼不甘落后,人家当地人干活挑100斤的东西,他也要挑100斤。干活太重,加上农村的冬天没有暖气,受了风,年纪轻轻的王执礼得了关节炎。
  对争强好胜的小伙子来说,眼看着连桶水都挑不了,那种烦恼可想而知。但幸运的是,这场烦恼从此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他有了更明确的奋斗方向。
  为了治疗自己的关节炎,王执礼回到了天津,当地的军医很快用针灸治好了他的病。几根银针,竟有如此神效?治好病的王执礼没有马上回农村,他开始在医院的培训班学习针灸。
  手执银针,他脑子里有个构想:农村严重缺医少药,我学会了针灸,就可以“为农民服务”,这也是体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绩。自己当时也没有其他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和渠道,“这个道儿不错”!
  学习针灸要练习找穴位,可总不能在别人身上练习吧。年轻的王执礼有自己清晰的哲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在针灸治疗中,喉咙部位的天突穴对治疗哮喘和气管炎非常有效。“一般扎5分。但我想探索一下针灸禁区:到底能扎多深?”这是非常危险的探索,因为稍微扎深一点,就可能扎到肺。“真对着镜子扎!”不断地试验,王执礼发现,针扎一寸多一点儿还可以。而今天回忆当初的情景,王执礼也不由佩服自己:“当时胆儿真大!”
  初生牛犊不怕虎。几个月下来,王执礼掌握了针灸的基本技术。村里的杨大爷患了脉管炎,王执礼尝试着用针灸给他治疗。两个月后,杨大爷竟然能下地走路,干点农家活了。还有一个老太太,偏头痛多年。每逢赶集的时候,总要托人给她捎点止疼片。结果王执礼给她针灸了15天,竟然也好了。“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现在想想都有点儿不可思议!”年轻的王执礼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赤脚医生。
  三年半的农村生活是很艰苦的。王执礼记得,冬天因为生产队分柴禾比较少,住的炕都是冷炕。到了夜里,屋里的水缸都冻上了,要穿着绒衣钻被窝。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了他后来高度敬业的精神。他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干就争取干最好的!”
  当时在农村,大家按工分分粮食,所以评工分在农村是一个很严肃也很严格的事。但8个生产队背靠背评工分,王执礼得的是10工分。“这是农村男劳力最高分,意味着能干最苦最累的活,能干技术含量最高的活,而且出勤率在99%以上。”
  农村生活期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除了看医书,王执礼就爱看《毛泽东选集》,而且“背得特别好”。他非常喜欢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他说,自己之所以后来能完成监测胰岛细胞分泌功能的旁灌注系统,就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再坚持了一下。
  碧血忠魂系国家
  2000年,王执礼决定回到祖国。
  此时的他,已经被选为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获得了五项世界第一的科技成果,38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权威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学有所成的他不仅有教授的头衔,还有自己的高科技公司。“如果单纯从获得利润方面讲,在英国比在中国容易,可以说是‘VERYVERY SIMPLE'。但我本身是医生,我从20多岁就开始从医,如果不能为祖国发挥作用是很遗憾的。”出国十年,王执礼一直保留着自己的中国国籍,现在的他,最想做的,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促使王执礼回国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研究者的责任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同时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摄入的饮食从营养成分上讲,都比上世纪50年代有了“巨大变化”。“以前过年才吃得上肉,现在天天都是肉,甚至都不想吃了。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很多是不健康的。从糖尿病来看,1988年患病人数还只占人口的0.5%,现在已经达到3.5%,将近7倍的变化,如此的增长可算一个‘爆发'。我国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糖尿病高发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糖尿病增长率最快的国家。”
  在国外看得很清楚的王执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科学干预,糖尿病的发病率会增长更快,将会成为影响我国国民整体素质的重要因素。他希望,能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取得的科学成果,在国内创建一所体现国际水平的糖尿病医院,并以此为平台,传播世界上最先进的防治糖尿病知识,推动和促进国内糖尿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2004年,在政府和各界的支持下,王执礼的北京市朝阳糖尿病医院正式开业。这也是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第一个在首都创建的能体现国际先进水平的糖尿病专科医院。开业之初,王执礼就明确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方向:要办一间体现国际水平的、传播最新治疗知识和方法的医院,办一间能体现医护人员和患者和谐关系的新型医院。
  王执礼说,医患关系要和谐,一方面医生要用国际最新先进水平的医术,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一方面,医护人员要处处体现患者至上的高水平服务体系,让病人体验到关心关怀。
  医院建成3年来,王执礼用一个医生的严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推出的“保护胰岛B细胞功能的综合疗法”,不仅有效地保护胰岛功能并能修复患者受损伤的胰岛细胞,而且可以阻断、推迟甚至避免糖尿病并发症的产生。部分早期诊断的2型糖尿病患者经治疗后已停用胰岛素及各种口服药,仅靠饮食和运动疗法已将血糖维持在正常范围。
  现在,每天王执礼都会收到医院护理部人员发给他的一条短信,短信内容不仅包括每天住院人数、门诊人数等,还包括医院头天在病人中进行的一个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看着从来没有低过95%的满意度,王执礼的心中满是快乐和骄傲。
  建言献策也表情
  王执礼不仅多次被天津政协邀请参加政协活动,积极为天津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而且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
  2003年,王执礼因为他在糖尿病防治领域的突出成就,受全国政协邀请作为海外列席代表列席“两会”。这在有浓重家国情怀的王执礼看来,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从此他把通过政协积极建言献策看成是为国家做贡献的另一个渠道。
  列席“两会”后回到英国的王执礼,每天都在关注着国内的非典疫情,天天上网了解信息。4月,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在和外国教授座谈后,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建议国内积极采取措施,避免中央空调对SARS病毒的传播;建议治疗中严格掌握激素使用标准,减少使用大剂量激素对人体免疫系统所造成的危害;同时提出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处理机制,打消人们的心理恐慌。这些建议在被政府采纳后,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之后不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因为SARS病毒泄露事件,暴露出了我国传染性生物实验室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深深担忧的王执礼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撰写了报告,提出把传染性强的生物实验室迁移出人群密集地区、强化生物病毒包括非典病毒在内的责任管理、加强传染性生物制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方法措施。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英期间,他当面将建议呈给温总理,并汇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总理的赞许。随后,有关方面根据王执礼的建议,迅速出台了我国加强传染性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法规。
  回忆过往,王执礼说,那只是自己“小小的成功的体会”。“异国求学风雨路,十年一剑斩糖魔。哪任浮名遮望眼,碧血忠魂系家国。”这是王执礼自己的一首诗。有如此情怀的人,前进的脚步应该永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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