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您的经历与我们国家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您后来所走的路却又那么不同,在农村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您是怎么想到要做一名医生?
王执礼 :1968年我16岁就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到那就开始挑土干重活,可咱城里人没受过这种训练,干没多久就累出了关节炎,不得不回天津治病。医生给我扎了两星期的针灸,我的腿就不疼了好了,当时我就觉得针灸治疗很神奇,既简单见效又快,再一想当时的农村,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许多乡亲都看不了病,我为什么不学学针灸,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为他们服务呢?这应该说是当时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最纯朴和最真实的想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觉得不应该这么虚度年华、浪费青春,要寻找一种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回乡后我就跟解放军医疗队学起了针灸,白天学完了,晚上就在自已的身上练,直到把穴位都找准了,就去给乡亲们治病。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用我的本领为农民兄弟服务。
记者:我听说您也有自己的偶像,一个是华罗庚,一个是白求恩,怎么会选择他们?
王执礼:我小的时候,就常听父亲给我讲华罗庚的故事,他告诉我,华罗庚没有条件上大学,他就利用在学校当校工的机会旁听老师上课,学得很认真而且成绩特别好,后来他又争取机会到英国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教授。从那时起华罗庚的求学经历和自学成才,就成了我学习的典范,他工作的一生和崇尚科学、追求卓越、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成了我立志要学习的榜样。
我开始学医之后,白求恩医生也成了我的榜样,他医术高明、工作忘我,把解除病人的痛苦作为自己人生幸福和最高精神追求,这让我非常欣赏和佩服,正是有了他的榜样,我在医院工作永远把为病人服务放在第一位,也从不收病人为了感谢送来的红包,还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减少病人的痛苦,病人们都喜欢我、信任我,还有很多病人送来表扬信,医院里也多次评选我为市级优秀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党员,我觉得这才是对我工作最好的回报,对我工作成绩最高的奖赏,我为此一直觉得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您研究生毕业又被破格升为副主任医师,在天津医学界来讲也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您在这时却放弃了所有的这一切,要去英国求学,您想到过会面对的困难吗?
王执礼:当时我在国内已经有了自己的研究室,学术环境和科研条件都比较好,但是在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国际专家用英语谈论的问题很高深,如果要想与国际医学接轨,站在国际医学的前沿与他们直接对话,我们的水平还相差得太远,要想达到国际医学的先进水平,我就必须能放下眼前的这一切,从头开始做学生。但我也知道就我的英语水平和年龄,面临的困难会很多,可这又能算得了什么,我已经有过一次下乡插队艰苦生活的经验了,我还怕这第二次的“洋插队”。有了这种吃苦受罪的心理准备,我就去了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开始了留学生活。
我刚到英国语言首先是第一障碍,其次还有计算机水平。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很先进,搞科研都是用计算机,有很多设备我都没有见过。但我也有优势,我在国内做过多年的临床医生,接触过很多的病人,也有丰富的经验,对科研课题的理解比较深,经验可以在这里升华,这样研究起来就很得心应手,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勤奋好学,就是再大的困难我觉得也有可能克服。我发明了一套新的装置,一套新的流程,对细胞培养液也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并发明了新的胰岛细胞体外旁灌注系统,让胰岛细胞体外存活达到了六个小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能够对胰岛细胞进行非常深入的、动态的,而且是处于世界前沿的科研手段。后来,用这个方法获得了五项科研成果。
记者 : 据我所知,在英国的十几年中您不仅在医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经营、创业,把学术研究成果物化为生产力也有不少的收获,您在英国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很高,科研、生活条件也都非常优越,可您 怎么会决定回国办医院,从事糖尿病研究防治工作呢?
王执礼 :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得很快,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在日益提高,这会激励每一个有民族自豪感的华人回国为国家做事;第二,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中国人糖尿病近年来的发病率已经从我出国( 1990年)时的0。5%提高到了现在的3。5%-6%,增加到7-12倍。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运动量的减少,工作紧张度的增加,都是糖尿病产生的原因,而中华民族多少年来所形成的辛苦劳作基因的变化却相对比较缓慢,使基因的变化速度不能适应生活方式改变的速度。这导致了糖尿病发生速度增长过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国民的健康。作为医生我有责任把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自己的同胞解除痛苦;第三,我又是临床医生出身,我非常愿意把我以前的临床经验和以后的临床经验与科研相结合,让科研与临床互为补充,并使临床经验升华到更高层次。建立一所既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最先进科研水平,又具有国际现代医疗水平的糖尿病专科医院,并且要以它作为平台,辐射全国,为降低我国国民糖尿病发病率做点实事,也争取能够为中国的糖尿病治疗做出贡献。
记者:现在您既是医生,又是学者,还做了很多科研和医药产业化的工作,这都需要花费精力和体力,您是怎么让自己完成这各种角色转换的?您认为什么角色对您来说更重要?
王执礼: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那里高科技的产业化是搞得很好的,他们有一种观念,学者不仅要会做学问,还要能够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中去,要用自己的实业把科研成果开发出来,形成产品为社会服务,带来经济效益。这也就是所谓的新经济时代吧。我也是受这种国际学术氛围的影响,在药物科研、转基因研究领域建立了很多产业项目,进行科研生产。同时我还会拿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国际高水平的医学会议,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最先进的医学研究动态。而医院在运转期间也需要我很多的精力,因为我要求它要完全按照英国皇家医学院的诊断治疗标准运作,病人到这里来,我们既要让他体验到世界先进的糖尿病治疗,同时还要体验到新的现代化医疗的服务。我现在每周有一天门诊,有一天总查房,相比较而言精力放在医院里要多一些,我更享受在这里做医生的乐趣。
记者:您是医生,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管理者,您把医院经营得很出色,而在糖尿病的预防和知识普及上,您也同样做了不少的工作。
王执礼:我们医院除了强调突出专科水平优势,实施人才兴院战略外,还提倡以医疗质量塑造品牌,以诚信服务赢得声誉,以人文精神构建和谐的医患通道。我们非常重视患者的意见,每天都要进行患者满意率调查,如果满意率达不到100%我都会不高兴。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很重要,病人已经很痛苦了,作为医生不管他们身份、地位如何都应一视同仁,尊重他们、体贴他们。最近我们医院在网民评选中被评为中国最具实力特色的糖尿病专科医院。
治疗是一方面,可对于糖尿病的预防我认为更重要,因为这个病已经影响到了全民族的身体健康,作为医生就应该普及相关知识、纠正认识误区,加强发病高危人群的预防工作。为此我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基金委员会,主要用于支持科研,资助看不起病的患者,奖励优秀的医生护士。
我认为医务人员要敢于向一切不可能挑战,糖尿病原来被认为是不可能根治的,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来看,它有可能通过对胰岛微循环和其中神经纤维的修复,让病人不用终身服药,可通过科学饮食和运动疗法进行治疗并预防和控制病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寿命。
今后我将把很大的力量放在基金会上,因为它是我国糖尿病防治事业长久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筹集科研经费,进行知识普及糖尿病教育的平台,它的工作还很多,任务还很重,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记者:您离开天津有一段时间了,家乡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王执礼 :说是离开天津,其实天津、北京离得很近,我在天津有自己的家,我的父母还住在那里,只要有时间每隔一两周我就会回去看看。天津让我最吃惊的就是变化太快,每次回去我都会发现又有一些地方让我不认识了,有时看着车上的卫星定位仪才能找到要找的路。天津的发展快,而且又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治上稳定、治安好,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滨海新区的开发建设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计划,这对天津和天津市民更是一件大好事,天津的几代人都将会为此而受益,同时也会为带动东北亚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
王执礼简介:
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英国中华医学会主席,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医学院内分泌系客座教授、高级研究员,伦敦哈默 .思密斯医院内分泌科教授,美国内分泌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海外联谊会英国分会会长,天津海外联谊会副会长.
王执礼博士 1950年生于天津,1968年下乡到河北清县插队,1974年回津从医。 自1980年任内科医师, 1987 年获天津医学院内分泌专业硕士学位,任主治医师。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成为当时我国最年轻并具有临床医学高级技术职称的内分泌科主任之一。先 后任天津市心脏内分泌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天津医学院教学医院——天津市第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并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医疗中心常务副理事 长等职。
1990 年应世界著名内分泌专家、糖尿病专家英国内分泌学会主席 S.R.BLOOM 教授(曾先后担任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高级学位委员会主席、国家生物标准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医学会付主席)邀请赴英国皇家研究生医学院学习和工作, 1995 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研究生医学院医学哲学博士学位。 出国前在国内主持完成了四项科研课题并通过鉴定,其中两项评为国家科委级科研成果,并获国家科委证书。在英国 15 年间,他先后在医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权威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38 篇 , 五项科研成果为世界首创,发现和证明多种内源性内分泌调节肽对胰岛细胞有调控作用,其对糖尿病的基因疗法,对糖尿病研究和开发糖尿病新药具有重大价值;世 界医学研究最权威杂志之一的美国《临床研究杂志》在发表王执礼博士论文同时,还在杂志首页发表了编辑部的评论文章,对该项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此成就 是糖尿病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都先后报导了此项研究成果。 鉴于王执礼博士在糖尿病研究领域和高科技产业化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曾先后受到江泽民主席、朱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等国家领导人会见。